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一艘迎面驶来的轮船船舷上，有两段金色文字：“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这段话摘自“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在1949年牵头组织起草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钱学森等24位留美学者就搭乘它回到祖国。“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钱学森的这句话说出了老一辈科学家的共同心声。作为中国科学家的杰出代表，钱学森、李四光、邓稼先等科学家用满腔热血“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为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科学家在民族百年复兴路上，传承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践行科学救国、报国、兴国、强国的初心理想，形成了与西方科学家迥然不同的精神气质，塑造出宝贵的中国科学家精神。”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斌说，作为科学后进国家，面临救亡重任，爱国始终是中国科学家精神的核心标签。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1993年，曾有科学家提出建造新一代射电“大望远镜”，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这样想。

　　做一项大的科学工程，大部分是没有先例的，需要一个核心人物，南仁东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他是技术的核心推动者，是团队中掌握新技术最快的人，从宏观把握到技术细节，都免不了他来操心。这一试，从壮年到暮年，22年光阴如梭，口径达500米，其面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8个“鸟巢”体育场的中国“天眼”终于建成。

　　从钱学森、李四光、郭永怀等老一辈科学家，到屠呦呦、南仁东、黄大年等新中国培养起来的杰出科学家，面对科研，他们身上都凝聚着同样的精神内核，这就是创新、严谨、求实。

　　从“第一生产力”到“第一动力”，中国的科学家正在续写新的历史篇章。“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北斗”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高铁、人工智能、移动支付、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金融科技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更深刻的变革在于科学文化，从强调“缩小与发达国家科技水平差距”到重视“推进原始创新”，是科学家精神的升华。

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

在重约两公斤、厚达523页的《钱学森手稿》中，英文清秀流畅，数学公式工整严密。他关于“薄壁圆柱壳失稳问题的研究”，论文只有10页，但现在收集到有关这一问题的手稿就有800多页。在完成这项研究时，钱学森在存放手稿的信袋上用红笔写下“Final”，即“最后的定稿”，但他又写下了“Nothing is final”，即“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作为严谨的科学家，钱学森意识到‘科学探索永无止境’。”

　　追求真理、严谨治学，这是一大批中国科学家对科学的追求。由始至终，他们都在科研中下“真”功夫、“细”功夫。正是他们这种敢于突破、敢闯新路的追求和志向，才开拓了新领域、攀登新高峰。

　　“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曾穿着简单的防护服，冒着地下核爆炸的强辐射危险，拿着手电筒，爬进最危险的爆心，实地考察取得了第一手重要资料。我国现代气象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叶笃正曾“板起面孔”提醒习惯用“发现”这个字眼的学生们：“你发现了什么？你就指出来不就行了吗？”屠呦呦为了加速研发进度并保证患者的用药安全，不顾安危、亲自试服青蒿提取物。

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

　　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默默无闻地奉献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科技工作者并不在少数。

　　“调哪儿去？不能说。做什么工作？也不能说。”多年前，结婚才5年的邓稼先就曾告别妻子和两个幼子，开始隐姓埋名、与家人聚少离多的生活。直到1964年，罗布泊升起的蘑菇云替他回答了家人的问题。1986年7月17日下午，邓稼先接过了全国劳模证书和奖章。12天后，他在北京去世，享年62岁。“许身国威壮河山”，邓稼先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以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献出了宝贵生命。

　　同样不在乎个人得失的，还有中国锅炉专业、热能工程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多相流热物理学科的先行者和奠基人陈学俊。当党和国家吹响“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号角时，他卖掉上海的房产，带头举家迁往西安，成为交通大学西迁时最年轻的教授。

　　看淡名利的，还有钱七虎院士。他为武汉捐款650万元、捐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800万元。对此，钱七虎表示，真正的科学家都把名利看得很淡，“我们搞科学是要当成事业，不是获得名利的手段。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不计个人得失。这就是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也是科学家精神的精髓”。

　　正因为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的埋头耕耘，才有了我们现今引以为傲的大国重器。

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

　　2020年12月10日，“嫦娥五号”完成取壤任务，为中国带回了宝贵的1731克月壤。壮举的背后，是无数航天人的拼搏与坚守。“嫦娥五号”任务历时10年，会聚了全国数千家单位的数万名科技工作者。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院士专家，有新一代科技领军人物，也有初出茅庐的95后……

　　港珠澳大桥通车，举国欢庆，在设计和建造的14年当中，共有21家企事业单位，以及清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同济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长安大学、中山大学8所高校，在包括水文、气象、地质、地震、测绘、环境等各方面展开了51项专题研究。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李克非眼里，港珠澳大桥作为“世纪工程的完工，超级难题的解决”，是千千万万的人努力的结果。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海试工作涉及潜水器布放与回收、水声通信、母船配合、气象保障等十几个部门、众多岗位。团结协作，是海试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新中国的科技史册上，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

　　载人航天、嫦娥探月、蛟龙潜海……回想这些振奋民族精神的科技时刻，我们无法记清每一张年轻的面孔，也无法说出每一个远洋船上晒得皮肤黝黑的科学家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不可或缺。

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在中国培养一支科技人才队伍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个人在学术上的成就。”中国固体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之一黄昆如是说。从“黄散射”到“黄方程”，从“黄－里斯因子”到“玻恩和黄”，以至“黄－朱模型”，他在世界固体物理学发展史上建树了一块又一块丰碑。然而，当发现国家需要大批科研人才的时候，他毅然放下自己心爱的科研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去。

　　在科技界，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之间传递的不仅有知识、方法，更有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重大科研任务中“挑大梁”的精神和“门风”。

　　数学家华罗庚曾说，自己要让双肩都发挥作用。“一肩挑起‘送货上门’的担子，把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送到工农群众中去；一肩当作‘人梯’，让年轻一代搭着我的肩膀攀登科学的更高一层山峰，然后让青年们放下绳子，拉我上去再做人梯。”数学家苏步青倡导并实现了“培养学生超过自己”的目标，被称为“苏步青效应”。

　　建设科技强国要靠几代人共同努力，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要学会放手，鼓励年轻科技工作者大胆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真理是一个长河，无数真理的结合才形成了一个真理。”